都知道中国的养老危机山雨欲来，那么该如何应对呢？目前有一些应对“计策”已经被实施，还有新的“计策”被提出，如“60岁照顾70岁”、“以房养老”……。这些“计策”五花八门，却也有着共同点—— 

第一计：青壮年多交点钱 

    目前我国的养老保险制度，以“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”为核心。就是工作的人每个月从薪资中被扣掉一笔钱，等达到法定退休年龄（男60岁、女50岁）后可以从社保系统领养老金。 

    以某城市的公司职员小甲为例，他23岁大学毕业后参加工作，每个月工资3000元。这3000元中的8%——240元被扣掉存入小甲的个人社保账户，然后他的公司再出3000元的20%——600元汇入社保的统筹账户。也就是说，本来可以由小甲得到的相当于工资28%的钱，被国家拿走了。这个28%叫养老保险缴费率，中国的这个缴费率在世界上名列前茅。相比之下，日本缴费率为16.7%、美国为10.6%、德国为19.6%、我国台湾地区为8.5%（数据均取自各国或地区公布的养老保险制度，均采用2013年最新数据）。 

    再看看等小甲老了，他能拿回多少钱。按照目前的计算方法，若小甲工作生涯缴费共30年，则他从61岁起开始领养老金，每月领取数额不到当年职工月平均工资的40%。这个40%叫替代率，中国的这个替代率在世界上属于较低水平，相比之下，缴费30年的情况下，日本的替代率为45%、美国为41%、我国台湾地区为46%（均按照各国或地区养老给付计算方法估算）；德国没有计算出30年的数据，但总的平均替代率是70%。 

    也就是说，与世界普遍水平相比，中国的青壮年为国家养老保险缴纳了更多的钱。如果将来法定退休年龄被推迟，则中国人“购买”这份国家养老保险的“性价比”会进一步降低。

第二计：老年人少领点钱 

    清华大学养老改革体制方案的主要参与者、清华大学就业与社会保障研究中心主任杨燕绥近日抛出建议：1、养老金领取时间推迟到65岁；2、老年人退休后去做一些养老院的园丁、园林义工，50-65岁的女的给老人做做饭、洗洗衣服、做点编织。 

    先说杨主任的第2条建议，有点“瞎操心”。我国没有任何一条法规禁止达到法定退休年龄的人再工作，如果是私企职员，只要企业还愿意雇佣，想“干到蹬腿为止”都没人管；如果是在某些国有单位，到了60岁会被强制要求离开单位退休，但如果愿意，想“返聘”也好，想给子女看孩子也好，想去街上摆摊也好，或者想“当园丁”也好，谁又能拦着？中国人达到法定退休年龄后，想不想继续工作，想干什么工作，完全可以自主选择。 

    重点在于推迟领取养老金这条建议。推迟到65岁，与美日德等国齐平，但是由于中国人的人均寿命低于这些国家，实际领取的年限更少。这样，和世界普遍水平相比，中国在缴费率高、替代率低之外，又要加上一条领取年限少。

第三计：截留流动人口特别是农民工的钱 

    中国的劳动者，有相当一部分要在各地流动工作，农民工尤其如此。按照2010年以前的政策，如果一个农民工要从A地换到B地打工，那么他在A地缴纳的养老保险中，个人账户的可取走，同时终止养老保险关系，也就是说统筹账户的钱从此就归国家、与他无缘了。由于农民工的流动性太大，他们根本不指望能拿到统筹账户的钱，所以每年年底都会办“退保”，即把个人账户的钱取走落袋为安。

    这种模式，导致一些工业发达的省份发了“社保财”。2009年底，全国养老保险基金为一万两千五百亿，而广东一个省就将近三千亿，占了全国的四分之一。这种畸形的比例，就源于广东的农民工多，他们交到统筹账户的钱，全沉淀给广东了。 

    2010年起，出台了一个“转移接续”的办法，就是说农民工即使换了工作地点，他缴纳的社保也可以多地累计。结果这个政策一出来，农民工退保的积极性反而更高了。“转移接续”新政实施前夕，深圳惊现史无前例的退保潮，佛山两千工人害怕不能退保堵厂门，与警察发生武力冲突。 

    “惠民政策”变成了“吓民政策”，原因何在？原来这个“转移接续”办法设计得非常复杂，专家看着都头大，一般人根本搞不清楚啥意思，出于在中国“办事难”的经验，大家就害怕钱拿不到了，落袋为安的心思更重，退保的心情更切。当然，这可让地方政府高兴坏了，它们可以继续把钱截留下来了。 

    据中国社科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秘书长唐钧介绍，如果想出台一个清晰明了的“转移接续”办法，其实非常容易，“有心为参保人考虑，恐怕就一点都不难，现在的计算机技术完全可以提供一个可靠的操作平台”。把政策设计得让人望而生畏，有故意截留流动人口养老金的嫌疑。 

第四计：对老年人及其子女“挖潜” 

    近日由国务院印发的《关于加快发展养老服务业的若干意见》，明确提出“开展老年人住房反向抵押养老保险试点”，也就是要推进所谓的“以房养老”。其实早就放出风来，说以房养老是“国际上成熟、普遍的养老方式”，可以学习。

    但问题在于，确实有很多国家的老年人以房养老，不过人家那都是商业行为，是银行（或其它商业机构）觉得有利可图、老年人也乐于过得宽松点，就成交了。你情我愿的事，何需政府操心？如果中国的老年人愿意以房养老，那市场的嗅觉还闻不到？2007年中大恒基房地产经纪公司就推出过这样的服务，可惜无老人响应。 

    政府想操心本来是市场该操心的事，还是想挖掘老年人“自己给自己养老”的潜力。最后可能会强制要求银行推出这样的服务。其实要强制银行，还不如把国有银行的利润划拨给养老基金。现在中国的国有银行赚得盆满钵满，利润却大部分上缴给财政部下属中投公司，仅去年，这笔钱就达3984亿元，中投公司又拿这些钱各处圈地炒房地产。与其如此，何不让中投把钱划给“支付压力将会很大”的社保账户？每年3984亿元注进去，支付压力还不就是浮云了？ 

    在对老年人“挖潜”的同时，也在对老年人的子女“挖潜”。早在1980年国家实施计划生育的纲领性文件——《中共中央关于控制中国人口增长问题致全体共产党员、共青团员的公开信》颁布时，文中提到“到四十年后，一些家庭可能会出现老人身边缺人照顾的问题”，就指出“尊敬老人、爱护老人、供养老人，使他们过好晚年，是子女应该担负的责任，也是我们社会的优良传统。中国人民一定要发扬这个优良的社会风气。那种不供养父母甚至虐待父母的行为，应当受到批评，触犯法律的还要受到制裁”。果然，我们现在仍在提倡孝道，还为“常回家看看”立法，实践了当年设想的“老无所养，子女兜底”的原则。 

    这些百折不挠要实施的养老“计策”，共同点很清楚。而民间百折不挠的提出却不被采纳的养老建议，如国企利润支付养老金、放松计生政策、社保全国无障碍转移……，共同点也很清楚。